[37] 史际春、姚海放：《国有制革新的理论与实践》，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0页。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选择，这种异化愈益凸显出问题解决的迫切性。1、统一所有说 从统一所有说来看，是指国有所有权由国家统一行使，也就是学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国家所有权主体的统一性和唯一性。

前已述及的诸子百家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复。[58]二是认为由政府即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家所有权。尽管私人所有权的诸多缺陷使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的痕迹中憧憬未来的共产主义，并诞生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但是在人类可预期的范围内，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异化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归私人所有权的思考。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所有权社会化是为了克服私人所有权的不足，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克服私人所有权不足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则是忽视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权社会化过度发展的产物。对此，民法学界有些学者从国家所有权视角认识到了这一点。

其次，从人民群众来看，虽说国家所有权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众基于人性自私的一面不满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数人蚕食的情况下），往往对国有财产漠不关心，并利用一切机会损公肥私。但问题是，无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基于公有制的绝对主导地位和传统的意识形态等因素，所有权概念本身以及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均发生了异化。上列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一个相对微观的问题，因此，不宜放在本论文中进行专题研究。

由此出发，我们认为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的价值有下列方面。另一方面，要将本土资源的具体内容予以标准化，即将每一种能够作为行政法学本土资源的东西予以量化，使其不但具有质的内容而且有量上的规定性。[12]与物质资源相比，非物质资源也是行政法中非常重要的本土资源，非物质资源指那些无形的具有精神因素的行政法资源，这些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10][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0页。

与人们认识行政法学本土资源相比，对本土资源的态度同样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即人们可以将本土资源作为行政法学研究中演绎问题的基础，也可以仅将本土资源作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参照物，还可以不去考虑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本土资源。行政法学研究中遇到的资源有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外在于本国范围内的资源类型。

象阿特金、林德利、斯克拉顿和霍姆斯等法官也可以被称作法学家。它们没有制定法，因为它们不是由知识而结合的。[3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 -43页。（四）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损害了另一个‘智能的存在物就应当受到同样的损害，等等。

在德国，罗马的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异教的、狂热的、极端的。不宁惟是，社会法家研究个别的法律制度及原则，亦以同一眼光鉴别其善恶而定其去留。由于本土资源从字面意义上看很容易使我们将其与一些物质的要素联系起来，或者使我们仅仅从物质方面界定和确定本土资源的形式。它的领袖由于高傲和贪婪而把它引入迷途，甚至由于缺少法律知识而把它引向灭亡，法律的知识把决定生与死、自由与奴役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各部和内阁在中央，是有区别的，内阁和联合王国情况一样，是由资历较深的部长组成的小型集体。正如有学者对伊斯兰法所作的描述：伊斯兰教初期的立法，已有从‘意见发展为‘商议之趋向。

其四，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的方法和活动方式。（三）如果一个‘智能的存在物创造了另一个‘智能的存在物的话，被创造的存在物，就应该保持原有的依附关系。

第二，法律并不是为了建立彼此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为了建立或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求符合一个统一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它不是对抗的法律，而是合作的法律。社会中产生一个需要，而要求一个合法的承认。历史传统是指一个国家在其发展中长期形成的具有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东西。穗积陈重指出：法之原始状态即为人民之公的行为之基础，而在潜势力状态之社会力，已如上述，而此潜势力状态之社会力，主观的为公共心、信仰、服从，客观的为习惯、神威、君权、神托、命令，故潜势法可三分之为民意法、神意法、君意法。前面我们讲到行政法学的本土资源是行政法学研究的底土，我们要在这个底土上建构一个行政法学的大厦，就必须从作为基础的东西开始，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底土，行政法学的体系结构将如同空中楼阁，是不牢靠的[47]。这种法律是处于国家彰明的保护之下的。

即是说，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我们认识这些本土资源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51]同注39引书，第545页。

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谈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即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态构成了不同部门法的基础，成了不同部门法的底土，也成了不同部门法的直接资源。行政法的本土资源是反映行政法学底土的那些资源，即是说一些资源是行政法的底土，如在一国形成的国家管理关系，这些具有强烈底土色彩的一国独有的行政法资源便是行政法本土资源。

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把握行政法学本土资源与行政法问题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的把握中我们的行为都应当说是主观的。[16][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9页。

[4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第303-311页。因此，它便取缔社会分子在重重叠叠的私人（不是公共）资格上彼此间所有的义务。[28][英]温斯坦莱：《温斯坦莱文选》，任国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页。行政法学格局的状况也不例外，其也常常受本土资源的制约，并由相应的本土资源形成为一种新的格局，《法律与行政》一书对此有非常好的研究。

法学研究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范畴的东西，而解决这些问题所占有的资源则是另一范畴的东西。一则，行政法学研究分成不同的层次，有些研究属于行政法哲学范畴的研究，作为行政法哲学的研究可以广泛地运用本土资源，既要从行政法的一般属性中解释行政法现象，又要从相对底层的东西解释行政法现象，法律哲学过去常被用作狭义上的法理学的同义词，并且被视为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它是用哲学的观点来检验法律或者将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法律的定义和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服从法律、法律概念和语词的解释，法律推理的本质和效力等等。

有人说，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其一，确定行政法学属性的价值。

[9][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我们知道，行政法可以分为控权法和管理法两个范畴，或者两种不同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形成以及每一种类型的属性都与其行政法本土资源有关。

法，即使是刑法，其目标也主要是威慑犯罪而非惩治犯罪。白阿威根据买伊蒙·本·迈赫兰的传述：艾布·伯克尔遇着有人发生纠纷，请他判断时，他首先参考《古兰经》，若在《古兰经》里得着判断的方法，就照着判断，否则再根据圣训判断。我们上面指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由可变要素和不可变要素构成，如果某一本土资源是不变要素，那么，其对行政法学进路的制约和影响就不一定十分明显，反之，如果某一本土资源是可变资源，那么，其可变性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状态就成了行政法学进路的决定因素。所以他们并不永恒地遵守他们原始的规律。

文化价值要求在社会以及私人事务中都使用民族语言，要求用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知识教育孩子，要求自由地庆祝民族纪念日和用各种人文学科和生活礼节教养民族的天才，要求对于所有在民族范围内能有效地处理的事情都由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权。有时普通立法部亦可以制定宪法，但须经过特殊的程序：例如在法国，就必须由国会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在比利时就必须重新举办一次总选而后由三分之二大多数投票，方足以通过宪法。

国家政权体系则是法律存在的前提条件。一切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的特征的问题都需要与产生法律的社会背景相联系来加以领会，在这种意义上，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行政法学格局的前一层面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不同时代行政法学有一个总体的结构性特点和技术细节上的特点，即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和技术细节上的特点与一定的时代精神有关，当然，这些时代精神本身就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资源。这样便使经济基础作为法律底土的理论进一步泛化，通过这个泛化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